遂川古代书院教学方式

编辑-如花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讲学、著书、刻书、祭祀活动的教育机构。书院制度形成于宋代,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到五代十国之时基本形成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书院;到宋、明时期书院发展进入黄金时期;至清朝末年,废止书院,改办学校,书院逐渐没落;至清末改制为新式学堂。

　　遂川古代书院是遂川封建社会的教育组织形式，它既是教育组织,又是与教育密切结合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中,遂川古代书院在传递中国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培养人才、开创学风、丰富发展古代教育思想,创造和积累教育教学方式经验等方面均做出一定贡献。遂川古代书院的教学内容没有统一规定和固定模式，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山长不同，课程就有一定差别，一般都是识字习礼；书院的创建者讲自己的学术心得；读三礼、三传、《诗经》《易经》《国语》《国策》《通鉴》《性理》《八家文集》《文章正宗》之类，以探讨学问、传播学术思想为根本目的。元、明、清时，书院以研究理学为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宋明理学大师的著作、讲义、语录、注疏等为重要读物，如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记录程颢讲学言论的《伊川语录》等；南宋以后，朱熹的《小学集注》《朱子语录》以及陆象山的《语录》等；明代以后，记录王守仁与学生论学问的《传习录》、湛若水的《心性总箴二图说》是书院讲学的重要内容。明清时，书院纳入科举考试的轨道，由政府颁发规定的教材内容，书院一般把读经书、讲理性、习时艺、考策论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评定生员优劣的方法为课考（又名课试），一般在书院内进行；书院之间也常联合举行更大规模的课试，即会课（又名会文），以此来奖优罚劣，并向县、州、府学、国子监推荐诸生。教学方式多以自学为主，有讲经、小参、普说、入室请益等，学术活动大都通过游历、访学、参加讲会来完成,在长期发展历程中形成不同于官学的灵活多变的办学模式和值得借鉴的教育教学特点。。

　　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早期的书院均不以参加科举考试为目的，而以研究传播学问和道德践行相标榜。朱熹有言:书院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书院自形成以后,它既担负着教育教学的任务,又担负着研究和传播学术的任务。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学术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从遂川书院发展历史来看，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

　　教学形式以自由讲学和讲会为主,具有开放性。书院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有自由讲学、讲会、升堂讲学、展礼、优游山水之间,集中讲授,分斋教学,个别施教等,但以自由讲学和讲会制度为主。自由讲学是遂川古代书院教授的重要形式，教学目标是让学生“进德广业”，学生可以自由读书、学习、思考、辩论,目的在讲授学术基本思想或重点阐发经义。自由讲学是书院兴盛发展的重要原因,而书院的兴盛又进一步推动自由讲学的发展，自由讲学紧密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广泛传播。所谓自由讲学,一方面是指主讲人面对不定量的学生进行不拘内容、不拘时间、不拘地域的讲学活动。主持人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悟所学，以自己的方式传达给学生，。另一方面著名学者、名师大儒可以在几个书院轮流自由讲学,听者不限制地区和本院生徒,常有学生不远千里慕名而来,求学问道,“探性理之要,询治道之源”。该教学形式区别于个别教学,也不同于班级课制,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群体教学制,有人称它为“小组教学制”或“班组教学制”。名师巨儒为传播学术思想,探讨学术真谛,辩论学术是非,主持或创设书院作为自由讲学的基地，以院内学生为主,外院学生也可自由前来听讲，学习者为求学,不远千里慕名求教,常是一人讲学,四方之士咸来听讲受教，前来学者多至讲堂无以容。

　　讲会制度成为普遍化的教学组织形式。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朱熹邀请陆九渊讲学，首开书院讲会先河。吉安书院会讲大约起始于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的万安龙溪书院。至明代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遂川古代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普遍化的教学组织形式。讲会是定期举行的聚会讲学，自由讲学，自由听讲。一般设有会宗、会长、会正等，有聚会的日期和专门的规约和开讲仪式，是学术争鸣的讲学活动。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不仅不同学派间求同存异，即使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形成较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教学范围，丰富教学内容，活跃学术空气，提高教学水平。

　　教学以自学为主，提倡教学相长。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注重发展学生个性，采用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倡导学生的自学为主，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与品德修养、完善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书院学规中明确指出“言忠信，行驾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

　　书院师生关系和谐。书院制度由私学发展而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导师一般都是德高望重、学有专长的大家，书院的学生大都是慕名远道而来，即使书院不可能给予他们什么“出身”和“功名”，但书院对其还是有巨大的吸引力。学生慕先生之名而来，尊师敬道，虚心好学，老师也尊重学生，形成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古代书院，生徒一般都不太多，师生接触频繁了解较深，许多学生跟随老师几十年都不愿离去，师生之情甚笃。即使相处时间短，但也由于倾慕在先，师生以诚相感，往往一日为师，便终身不忘。学生对老师衷心至诚，尊重有加，老师对学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师生之间象“程门立雪”那样的故事屡见不鲜。

　　至元朝推行书院官学化政策，教育教学方式围绕科举制度。元朝书院性质发生重大转变，书院基本丧失淡于名利，志在修身学问的初衷，被纳入到地方官学系统，成为科举的附庸。政府不仅拨给书院学田，控制书院的招生、考试及学生的去向，还任命书院的教师。随着科举日盛，明清书院逐渐采纳官学的考课制度。明万历年间为此曾制定书院考课制度，实行月课月考，考课的内容以科举为目的，书院成为科试的准备或演习，“师儒所教率不出时文试帖”。山长更多的是考虑其时文做得如何，能否使学生多中举登科甲。而在学生心目中，来书院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中举。有诗曰“何事关心，二月杏花八月桂；是谁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清制二月是会试之期，八月是乡试季节。）至明代，遂川书院官学化较之元代更为发展，有相当一部分书院是考课式的。其教学课艺，讲求举业，注重日课、月考，与官学相差无几，教育教学完全配合科举。